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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影响和对策建议研究）

“十二五”时期，上海推进四个中心和建设全球城市将进入关键的时期。毋庸置疑，上海新一轮的发展仍然面临一系列问题和制约因素。特别是在率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如何解决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和差距问题，对于促进上海经济社会的公平公正发展，建设和谐的全球城市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在对上海收入分配现状和特点进行分析基础上，重点对于上海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和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改善上海收入分配关系的政策方向和建议。

一、上海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基本特点

⊥87⊥、宏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出现新变化。

从国内和国际处于同样发展阶段的比较来看，上海的政府、企业以及居民个人三者分配格局中，政府所得份额相对较高，居民个人收入份额相对较低。

⊥87⊥、上海城市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差距逐渐扩大，最大的贡献者是高收入群体。

1994年至2003年的十年间，上海城市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远远快于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在2002至2003年期间，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还出现了高者更高，低者更低的现象。最近几年，在房地产以及金融市场扩张等因素影响下，这种趋势仍然有所增强。

⊥8、农村居民工资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变化不明显。

农村居民的工资收入是影响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主要因素。经营性收入对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仅次于工资收入，农村转移性收入自2002年以来增加较快。

⊥87⊥、上海收入增长与收入分配整体状况良好，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0.28。

同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相近的北京和广州相比，上海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各项指标劣于北京，优于广州。但是，经营性收入比重低于江浙，说明上海城乡居民的创业意识不如江浙。

⊥87⊥、财富分配对上海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程度逐步加大。

上海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存量的基尼系数高达0.6以上（全国为0.59），远远高于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0.28），说明财产存量的分配差距要大于收入流量的分配差距。

⊥8、收入分布结构呈底部大、中上部小的非正态分布。

六成以上的家庭收入在平均收入线以下，20%最低收入家庭的就业面不足40%，而且就业主要分布于中低收入行业和岗位。

⊥87⊥、上海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矛盾来自于城市内部。

就全国发展趋势而言，城乡差距已经成为整体差距的主要构成部分，成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最大贡献者”。但对于上海而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为上海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最大贡献者”。

二、上海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主要问题

⊥87⊥、劳动者报酬偏低，居民个人收入增长整体水平不高，制约消费率的提升，影响上海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从世界范围看，美国和英国经济在过去50年中，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在65%到80%之间波动。过去60年间，大部分OECD国家的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在65%到80%之间。目前，中国劳动收入占GDP的份额在40%左右，并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上海近十多年基本上在33-38%左右徘徊，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87⊥、上海城市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缓慢，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制约经济持续增长，影响上海城乡统筹发展。

统计表明，“九五”期间，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差距还不大。但“十五”乃至“十一五”以来，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明显快于低收入群体，2000至2004年间，20%最高收入家庭年均收入保持了21.4%的高速增长，而20%最低收入家庭年均仅增长了1.1%。进入相对发达阶段以后，收入差距扩大实际上不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8、上海收入分配领域中秩序不规范，分配不公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上海城市发展与社会和谐，正在产生“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感”。

目前比较突出的就是一些行政性垄断行业，凭借其市场垄断地位所带来的高收入是造成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社会反映分配不公的重要因素之一。国有企业经营者与一般职工的收入差距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另外，由于制度建设相对滞后，腐败问题等“灰色”收入还在较大范围内普遍存在。

⊥87⊥、财税调节作用尚未充分发挥，社会政策尚不健全，上海转移支付和公共服务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在税收调节方面，上海七成以上的个人所得税为工薪阶层缴纳，税收的逆向调节现象较为明显。同时，体现公共服务的社会政策体系（包括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就业、住房、救助等方面）也不完善，上海城市内部已经形成的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的“新二元结构”不利于城市的和谐发展。此外，目前上海中等收入群体生活压力剧增，物价水平上升特别是房价上升以及日益增加的城市生活负担、职业竞争等，都加大了生活压力。

⊥87⊥、激励创业和创新的分配政策措施不配套，导致上海自主创新和创业积极性不高。

与周边城市相比，上海城市居民家庭的收入结构中，工薪收入比重相对较大，而经营性收入比重较小。上海在鼓励创业、激励创新的政策机制设计方面相对滞后，使得居民经营性收入增长缓慢，不利于激发创业和创新活动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

⊥8、收入分配的监控机制不健全，收入分配秩序比较紊乱。

目前居民收入的统计内容与核算方法等等都不完善，影响了收入统计的透明度与可信度。尤其是种种不规范的收入与不合理的收入差距联系在一起，构成不合理收入差距的主要成因，导致收入分配统计失真，往往因为“平均收入增长”而造成多数人的“收入被增长”，同时也造成收入分配秩序混乱。

三、上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缩小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分析与情景模拟

通过计量检验与情景实证模拟，证明上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极为有限，单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既不能缩小收入差距，也无法使基尼系数出现下降的拐点；而在其他一些备选方案中，只有通过调整高收入户收入增长过快以及收入增长过程中的分配不公问题，基尼系数会出现下降的拐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尽管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缓解劳资关系，但是一味提高则可能对劳动者就业等产生负面影响。从长期来看，上海收入分配要解决的问题和重点是分配不公，而不是急于缩小收入差距。

四、上海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建议

（一）要把解决上海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过慢放在分配政策调整的核心地位

上海收入分配目前解决要解决的问题和重点还不是急于解决收入差距扩大，而是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

1、要调整宏观收入分配关系，逐步提高劳动者报酬，逐步形成和建立职工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

2、要大力推行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积极发挥工会力量和作用。

3、要加大对困难群体的帮困扶持，进一步消除城市贫困。

（二）要进一步改革财政体制，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构建社会政策体系，扩大公共服务的范围

从长远来看，上海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重点是进一步加大对于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入力度，创造机会均等的发展条件。具体而言：

1、加大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的投入力度，营造机会均等的发展条件。教育和社会保障体制对于促进公平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进一步完善对于科技创新人才的收入激励问题。以收入分配政策调整为抓手，通过收入激励并向创新倾斜，促进各级各类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加快上海创新型城市的建设步伐。

3、实行创业优先的收入分配导向政策。上海的收入分配制度应该鼓励创业，对于创新业人员进行收入分配倾斜，包括税收等优惠政策，促进上海从就业型分配制度向创业型分配制度转变。

4、对收入分配实行监督和监管，消除一切不合理的收入来源以及由此产生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要加强对于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既要确保收入来源多元化，更要确保收入规范化和透明度，包括收入来源规范化、收入管理规范化以及获得收入的方式手段规范化。特别是要消除一切不合理不规范不透明的收入。

5、推进制度创新，促进收入流动，缓解收入差距的社会压力。必须加快体制和机制改革、创新，通过重构公共政策体系营造机会平等的社会环境，促进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充分流动起来。

主要完成人：

权衡李凌孙亮

完成时间：2010年⊥8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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