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7-060次浏览来源：网络
（「特写」流水线上的深圳博士）
记者|林腾编辑|方园婧
下午3点，周琨准时关掉了办公室的电脑。几个小时前，他还在实验室做着视觉定位技术的研究，还没来得及更换身上穿的拉夫劳伦POLO杉，他就开上了车，从深圳南山赶往东莞长安的工厂。
他马上要转换另一个角色。
白天，周琨是深圳一家视觉传感器公司的CEO，他在这里带领着团队研究着尖端的视觉定位技术。员工们评价他：儒雅、好好先生、有学者气质。
下午，周琨则要化身工头，在东莞的流水线上参与生产制造。厂里的人则对他有另一番看法，觉得他严厉、强硬。
周琨今年40岁，清华毕业后在美国工作了几年，决定回国创业。他现在已经习惯了每天的角色变化，虽然他也会偶尔调侃说，每天拧螺丝的生活跟他预想中的创业完全不一样。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深圳已经出现了一批这样的高学历创业群体，上能进实验室做研究，下能到工厂拧螺丝。随着产业链越来越成熟，竞争越来越激烈，“能文能武”成了深圳做硬件创业的标配。
“能文能武”的博士
深圳南山的交通井然有序，然而当看到了“东莞欢迎你”的字样，小货车们便开始无规则挤占道路。
周琨已经有点焦虑不安，即便在曾经创业最为艰难的时候，他也气定神闲，但是到了东莞厂房周边，他的眼神中已经露出了凶狠。
郑厂长挺直了身体，他已经在厂房门口等待已久，周琨一下车，他便迎接了上来。在郑厂长眼里，这位文化人管理工厂非常强硬，比他之前所服务的客户都要更为苛刻，容不得生产过程中的一丝差错。
周琨面无表情，巡视着流水线上的工人，着急的时候，他还会亲自直接上手拧螺丝。郑厂长形影不离地陪同着周琨，因为周琨下了死命令，如果发现有工人没有按规则操作，就要罚厂长100元。
周琨在东莞长安的生产线周琨在清华念完本科和硕士后，曾在芝加哥贝尔实验室工作了两年。学习和工作的研究方向包括精密仪器、自动化、图像处理等等。
2018年，周琨决定把他研究的技术产业化，他将创业的地点设在了深圳，并在几十公里外的东莞市长安镇租了一条产线，用以生产体感摄像头、激光雷达等设备。公司出货量已经达到了几十万台，电视公司、扫地机器人等厂商都在购买他的设备。
“你以为可以像教授一样岁月静好地搞研究，其实现在大部分时间要在工厂拧螺丝。”周琨对界面新闻记者说。
过去几年，深圳硬件创业已经度过了野蛮成长时代，如手表、手环、自拍杆等组装模式的消费电子已经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有核心技术门槛的上游产业链项目，其中绝大多数是AI、传感器、芯片等。
炙手可热的科创板数据显示，在接近2000个进入辅导期的IPO项目中，科技型企业（含“高端装备、高端技术、机器人、集成电路、电子软件、医科、生物、网络、新材料、新能源、医疗医药和智能”）有729个，占比将近一半。
从入选腾讯公司AI加速器的项目中，也可以看到这一趋势。目前入选的项目绝大多数是高学历创始人，并带有核心技术优势的项目，涉及无人驾驶、机器人、企业服务、医疗等领域。
越来越多像周琨这样的高学历人士来到了珠江三角洲，他们带着多年潜心研究的技术理论和算法，想在这片产业配套丰富的沃土中找到变现的机会。
虽然珠三角虽然制造业发达，但工厂并不是象牙塔。技术理论即使前沿，要让技术变现的话，生产并不是一件容易度过的难关。
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博士、乐聚机器人的CEO常琳说，我们是博士，确实没想到最后却要蹲工厂了，去年在工厂里熬着还损伤了身体。
美国密西西比大学物理声学博士、通用微CEO王云龙说，刚建工厂的时候，工人们还偷偷在产线上玩手机，管理工厂比管理技术人员难度高太多。
对于绝大多数博士们来说，西装革履，充满科幻的场景会在这里灰飞烟灭，剩下的只有一台台自动运转的生产设备以及流水线上的厂哥厂妹。但这可能是离成功最近的一次机会，谁都不愿意继续端着。
一味创新还是量产为王？
周琨崇拜的是深圳大疆。这家公司的CEO汪滔带着绝对领先优势的飞控技术，通过深圳的产业链快速成为了无人机领域巨头。
周琨也曾经以为，有技术就能横扫一切。他研究的是视觉定位传感器，能够精确定位到亚毫米级别，同时也能在很大的空间范围内进行定位。
但对于买单的客户来说，这些都不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在几年前，周琨在研发样机的时候，关心的核心元素是测量距离、帧率、精度等测量指标，只要这些数值能够超越同行，他便会高兴地跳起来。
但有一天，周琨信心满满地把技术方案给客户展示的时候，对方只回复了一句话：“我只关心你这东西能不能批量稳定制造出来”。
“我当时都懵了，我听不懂客户在说什么，什么叫批量稳定制造？”周琨说。
批量稳定制造，通俗理解就是量产。一款产品在上市之前，会经历研发、测试、试产、量产等几个阶段，量产意味着产品和制造之间已经形成了完美的契合度，能够给客户稳定交付产品。
不久前，vivo执行副总裁胡柏山曾对界面新闻记者说，他们在采购元器件上，首先考虑的技术上要能够大批量生产，其次才是价格，因为他们面对的是百万级的消费者，稳定的技术才是最关键的。
腾讯AI加速器负责人对界面新闻记者说，他们挑选、扶持的项目，除了技术成熟，产品能批量生产也是腾讯会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腾讯会帮AI创业项目拉来更多的订单，帮助AI技术在产业中落地。
但对于博士们来说，这可能是最艰难的环节。研发技术可以取得竞争优势，但要真正转化成市场优势，必须有与之匹配的强大制造能力才行。
富士康不是万能的
制造业的探索之路开始了。
富士康和比亚迪是在深圳制造的第一站，但实际上，这样的大型公司并不是万能的。因为像周琨做的视觉传感器这样的新兴设备，擅长制造手机和电脑的富士康们其实并没有多少经验。
“富士康也瞧不上我们，100万台在我看来是大生意，在他们那连项目都立不了。”周琨说，曾经想过把生产制造完全外包，自己放手不管，但后来发现这是一条行不通的路。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产品外观当中的塑料壳这些结构的参数，可以用3D建模。但是真正到工厂开模的时候，会发现外壳之间互相干涉和遮挡，这个可能就需要重新进行设计上的调整。
造不出来没用，如果造出来不稳定，出故障，同样也不行。
周琨以前在研发测试期间做几千台样品的时候，零部件的选择都不会考虑太多。但是现在要生产大量的设备，更换一个电阻或者一个插头都变得非常慎重。
“做一千台标准和一万台的标准完全不一样，做一万台和十万台的标准又完全不一样，这是我的体会最深一点。”周琨说。
因为当产量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小到一颗螺丝都会引发蝴蝶效应，对于生产方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必须对供应商产品进行精挑细选。
周琨的做法是，跟供应商们签订苛刻的质量保证协议和飞行检查规范。如果出了问题或被飞行检查发现违规，供应商要负责赔偿或被罚款。其次是制定一个严格的供应商评审流程，包括勘测，巡查等。“这对于供应商来说一把利剑。”周琨说。
能够量产并不是终点，如果没有把市场需求预测准确，也会是一个天大的灾难。
周琨生产的激光雷达主要采购方是消费电子类公司，它的特点是销售会有周期性变化，并不是均匀的出货量，比如在下半年8、9月份的时候会突然出现销售量的“尖刺”。
“少的时候两三万台，多的时候有20万台，如果要求一个月供货十万台，对我们的生产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周琨说。
在整个消费电子的链条当中，元器件供应商处于相对弱势的环节。因为从下订单到出货，某些行业的采购客户可能会有6个月的时间账期。
如果备货不足，往往会造成两个结果：丧失市场，挣不到钱；此外客户会质疑公司的供应能力。
如果备货太多，也是一个风险。如果客户遇上了市场变化，在这期间突然减少了订货量，就会形成库存积压，对供应商的现金流带来极大的影响。
这可能是周琨最为在意的一点。因为在著名的乐视危机中，周琨的公司正是受害的供应商之一，他为此耿耿于怀，并把制造的经验谨记在心。
最近周琨对销售部门提出要求，宁愿牺牲利润，也要尽可能降低账期，不然对会增大公司的经营风险。
“以前瞧不上制造业，感觉很低端，但说实话，现在觉得富士康这样的公司真是了不起。”周琨在经历了一系列“坑”之后感叹到。
今年1月，周琨任职CEO的欢创科技完全自主研发的高精度定位系统通过了巨头中国商飞的验收。这套系统结合了欢创科技自主研发的多传感器融合技术，可以实现在大空间范围内，实时跟踪机械臂末端的六自由度状态，并实现亚毫米级别的精准定位。
谈起这个大订单，周琨眼神中的烦闷顿时烟消云散。
水土不服的硅谷模式
“穿着西装死，不如光着身子活。”王云龙博士回忆起自己这一路创业历程，这么总结道。
王云龙今年50岁，曾在90年代初跟马云认识于杭州西湖边的英语角。
而后他在美国留学及工作20多年，操着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美式烙印深厚。为了延续美国的生活方式，王云龙还把一个跑步机放在了简陋厂房的门口。
王云龙博士与生产总管交流王云龙任职CEO的通用微公司产品分为软件和硬件两类。硬件方面，目前通用微生产的硅麦（使用MEMS技术制造的微型麦克风）水平已经达到与音频器件大厂楼氏、英飞凌同一水平，也在国内领先于同行，产品已在国内外蓝牙耳机、手机及周边产品中应用。软件产品主要包括基于机器学习的声学降噪技术、嵌入式远场语音唤醒技术。
带着多年的声学技术积累，王云龙在2016年来到了深圳宝安，搭建工厂。
在美国，硅谷的程序员们非常自由，不用打卡，一天工作六个或者八个小时都无所谓，只要按时完成任务即可。这种做法赋予员工更多的自由，也能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的创意。
王云龙想当然地将“硅谷自由”复制到国内工厂，刚开始，他还对自己的做法沾沾自喜，但随后就发现自己太天真了。
“根本不能按照硅谷模式去做。在国内，每一个点都需要管理人员时时检查员工们有没有做完规定的任务，因为他们总有一堆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没有完成。”王云龙说。
硅谷的模式以自由和扁平化著称，每一个员工都可以越级跟最大的老板谈论工作问题。王云龙因此也曾经在工厂里跟工人们倡导，每个人有什么事情都可以直接跟老板反馈。
这个规则制定之后，突然有一天，一名女工敲开了王云龙的门，进去之后，她哭着告状：“生产线上的人说我作风不正，他们怎么可以这样。”
在此之后，越来越多工人因私人琐事要找王云龙倾诉。国内员工的不够职业化，让王云龙担任了太多非工作相关的心理咨询工作。这个规则不仅不能让工作效率提高，反而让他自己都不甚其扰。
产线工人的管理也是个大问题。比如厂里的工人们会在摄像头拍不到的地方偷偷玩手机，但生产线是不能产生静电的。另外员工在产线上出了问题之后，可能会故意隐瞒，不会第一时间汇报，最后错失补救的良机。
95后、00员的员工的思维方式也是50岁的王云龙不能理解的。“干着干着突然就走了，工程师用物质奖励就可以留得住，但这些年轻的工人，物质诱惑也不行，精神诱惑也不行。”王云龙说。
让他印象最深的一次事件发生在几年前。当时在工厂里面招了很多工人，这些工人按地域会分成有两派，一派是皖南，还有一派是湖北。两派之间经常闹矛盾，生产总监为了搞平衡，经常在两派之间收取好处，工厂氛围变得乌烟瘴气，工人们的情绪严重影响了生产秩序。
王云龙实在搞不定了，最后提拔了一名生产主管来替换之前的生产总监，全权交给他管理。新的总监上任后效果立竿见影。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直接把皖南和湖北两派的带头人开除，随后对着下面上百号员工说：“你们谁有意见，就是跟我过不去，后果你们自己看着办。”这一波地域争斗很快就被平息。
对于这名硅谷博士来说，不适应的地方太多了。王云龙随后也意识到，美式管理在接地气的国内工厂里根本行不通，只有铁腕才能适应工厂的生产之道。在这件事情之后，王云龙将此前他崇尚的美国管理方式统统废除，一切按照新的生产总监的建议执行。
前述的周琨也持同样的意见，管理工厂态度一定要强硬。“我跟厂长定规则，只要不符合生产规定，罚厂长100块，一开始厂长不愿意，但他也是怕客户流失，最后就答应了。”周琨说，不要有博士的架子，该吵的时候就得吵，结果显示，工厂出错的几率大大降低了。
和王云龙相比，并不是所有博士都把生产线视为另一个世界，更为入世的常琳则和厂房里的工人们都交上了朋友。
常琳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还未毕业他就跟同学一起创立了乐聚机器人。按常琳的说法，乐聚机器人的技术主要在于人形机器人步态算法，目前已经在国内领先了四年的时间。换句话说，他们的人形机器人能够走得又快又稳。
乐聚公司的技术积累绝大多数由各个领域的博士完成，但在刚步入制造业的时候，常琳则算是毛头小将，博士不能解决的事情太多了。
比如调色。在常琳的公司生产塑料壳的时候，他们发现，一种白色，它的色号分很多种，稍微调差一点点的料就会有很大的差别，这个配比跟当地的环境、湿度、气温都有很大的关系。天气热的时候一个样，明天变凉了又会变成一个样。
博士们深谙的数学公式根本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当时真的完全束手无策。”常琳说。
最后还是产线上有经验的老工人拯救了他们。常琳回忆，当时工厂里的老师傅对这个事情了如指掌，他说不上来有什么理论支撑，但是一调颜色就到位了，他们非常的惊讶。
在常琳的印象中，博士们是科学家，工程师则是像工厂里的老师傅这样的群体。他曾经以为，这两者可以合二为一。
“我们以为自己一方面可以做前沿的算法，一方面也可以了解配料、材料，量产的稳定性等等。”常琳说，但是机械这个行业的许多内容是科学家不能解决的，必须要像老师傅这样的工程师来解决。
“进入制造业后才发现，不是造出来酷炫的东西就可以了，人要有敬畏之心。”常琳说。
博士们的赌注
科学家们曾经习惯于在美国朝九晚五的工作，但现在的王云龙一般早上5点多起床，8点钟不到进公司，每周都奔波于公司设在不同城市的工作地点。
王云龙正考虑在生产线上置入最新的通信设备，让他可以在办公室中一目了然生产的过程，减少对工人们的监控，把注意力转移至生产本身。
他早期在杭州英语角认识的的马云，已经手握巨大的商业帝国，而王云龙的公司依旧没有大规模盈利。但即便如此，王云龙仍然快乐的奋斗着，在他的脸上看不到一丝倦怠。
跟常琳同时期毕业的博士同学很多都被大疆和华为高薪挖走。就在不久前，常琳和他的创业伙伴为了能够准时量产，在工厂通宵达旦熬了几个星期，甚至把身体都弄坏了。
但目前，乐聚机器人的销售额已经达到了上亿的规模，利率可观，公司已经朝着科创板的进军。
周琨从象牙塔的研究员化身为了工头，但目前他的公司正在收获越来越多的大客户订单，他也正将客户触角伸向更为前沿的医疗设备领域。最近，他正在引入更多的自动化产线。“让工人操作更简单，产线才更有效率。”
没有黑科技，没有科幻，真实的科技创业故事只有无数的细节和低端，但这些博士们似乎正从不适应到享受这个过程。
腾讯AI加速器导师、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兼任教授周宏骐对界面记者说：博士这个群体其实跟普通群体并没有太多区别，在市场中角逐，对比的不是学历，而是生意能力。如果拥有核心技术，这家企业在商业模式的建立中，会更有优势和话语权；如果有更强的制造能力，那么可以为他们的商业模式提升跟高的效率。
在过往的科创历史中，不乏在技术光环下声名鹊起，却死于生产制造的科技公司。技术的魅力纵然让人憧憬，但大部分时间，这只是一个少数人可见的世界。
“端着技术的神话没有任何意义，要弯腰蹲下，让技术产业化，并对工业有充足畏惧之心。”这是接受采访的博士们的普遍观点。
正如常琳博士在采访中多次对界面新闻记者强调，技术一定要让大众看得见，摸得着，这种技术才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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