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7-310次浏览来源：网络
（郑宝用，从清华博士到华为2号人物，38岁患脑瘤，49岁重回华为）
这得从任正非创立华为说起。
1980年代，任正非的老婆孟军在深圳南油集团担任领导，任正非就跟随他老婆转业到深圳了。在南油集团下属的一个电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
在做一笔生意的时候，被别人骗了，有200多万款收不回来。大家要知道80年代的200多万可是巨款。放到现在很多人都拿不出来，何况当时。毫不意外的是，任正非被公司给开除了。
44岁被公司开除基本也没别的公司会要了，只能自己捣鼓点生意。刚开始的时候什么赚钱卖什么。甚至还卖过减肥药。后来经辽宁省农话处的一位处长介绍，开始代理起香港一家公司的交换机产品。
经过几年的销售，华为建立起来了全国性的销售网络。而且由于华为的服务很好，使得其占有了很大的市场份额。这时候香港交换机公司觉得不能一家独大，一度暂停其现货供应。
任正非认识到要加快研发本公司的交换机，这样才不会被卡脖子。而华为公司是靠贸易起家的，本身不具备开发交换机的能力。
任正非想了一着，和清华大学一个教授签订合作开发用户交换机的协议。清华教授派他的博士生郑宝用去帮忙牵头开发。
郑宝用还是很了不起的，他本科，硕士都毕业于华中大学，硕士毕业以后留校任教。后来又考上了清华大学的博士。
在郑宝用的带领下，华为研发出了HJD48交换机，这款交换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给华为带来了1亿元人民币的销售额。真的是开门红。
HJD48交换机研发成功之后，郑宝用成为了华为的总工程师。说是总工程师，其实当时的华为才200号人。
不过郑宝用在当上华为的总工程师之后，清华也没有回去了，博士学位也不要了。
HJD48（模拟交换机）可以把它理解为公司用的交换机，客户比较散，单个采购的金额不是很大。而交换机的大头是在电信市场，当时中国电信是主要玩家，中国移动还没有成立。
HJD48交换机只有48口，最多接48个用户，显然不能够满足电信市场的要求。要想进入电信市场，就必须要开发更多口的交换机。
当时的电信市场，外国品牌林立，而且都是大玩家，有人专门给起了个名字“七国八制”。包括美国的朗讯、瑞典的爱立信、德国的西门子、芬兰的诺基亚、加拿大的北电、法国的阿尔卡特和日本的NEC、富士通。当时都是很强大的对手，最后都被华为打败了，当然这是后话。
在高手林立的电信市场，如何破局，确是摆在华为面前的难题。任正非给的总方针是农村包围城市，价格便宜，服务好。
而摆在郑宝用面前的难题是如何研发出对应的产品，经过调研市场及结合本身的技术能力，在郑宝用的带领下，又开发出了JK1000，这个是1000门的交换机，不过也是模拟的。
这个产品最后卖的不是很多，以失败而告终。主要原因是外国很多企业纷纷研发出了数字交换机，挤占了模拟交换机的市场。
郑宝用作为总工肯定也看到了相关趋势，在任正非的支持下，准备开发数字交换机。华为首先开发的是2000门的数字交换机。
郑宝用当时在华为地位是很高的，工号是2号，而且任正非经常在会上会下拍郑宝用的马屁，说郑宝用是一千年才出的一个天才。
要开发2000门的数字交换机，需要大量招研发人才，而华为当时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公司，很多时候只能通过同学介绍进来。而且这些进来的大学毕业生对交换机也不熟悉。郑宝用还要对他们进行培训。
除了人才短缺外，深圳户口也是个问题，因为华为当时是一个非常小的私企，基本上解决不了户口。很多开发人员都只能办暂住证，而且当时抓得严，没有暂住证的话会带去东莞樟木头。
2000门的C&C08开发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问题，时间也是一延再延。最后总算是开发出来了。开局是在浙江义乌，尽管在开局过程中也碰到了各种问题，不过最后都解决了，华为这才算是真正的活下来了。
在开发2000门数字交换机的同时，华为也在考虑开发一万门的交换机，当然还是由郑宝用负责牵头，而一万门交换机的项目经理就是后来在华为鼎鼎有名的李一男。
李一男当时刚刚22岁，从华中大学硕士刚毕业。
但是研发人员刚开始并不看好C&C08万门交换机市场，认为华为还没有这个能力打败外国厂商，当时郑宝用给开发人员鼓气的时候，也是说，你们开发出来之后，保证给你们卖出10台。结果C&C08万门交换机研发出来之后大获成功，生命周期内卖出了几十万台。
在开发出C&C08万门交换机之后，郑宝用的威信越来越高，任正非肯定是有些担心的，也不希望公司完全依靠一个人。这样公司的风险会很大。
在此背景下，任正非把李一男扶起来了。当时任正非把郑宝用从中研部总裁提到了一个更高的部门---战略规划部，李一男任中研部的总裁。名义上战略规划部是指导中研部工作的。实际上李一男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根本不把战略规划部放在眼里。
郑宝用和李一男都是华中大学光学物理系毕业的，李一男在华中大学读书的时候，郑宝用已经留校当老师了，这样看来郑宝用还是李一男的学长兼老师。
李一男刚到华为的时候，郑宝用是很信任李一男的。刚开始就让他负责万门交换机的开发。而现在两人基本上针锋相对了。
邮电部在北京举办了一个数字技术高级研讨会，要求华为派人参加，当时华为规划的是派三个人参加，两个来自中研部，还有一个名额给了规划部。
我管教李一男、郑宝用管得不好，我在北戴河自评是C，但后来孙亚芳他们死都不同意我是C，郑宝用做C就行了。因为当时我没有把郑宝用和李一男两人管好，他们两个人闹矛盾，我认为我做为主管领导是有责任的，所以我也打了C，但后来在他们的说服下，不想影响太大，那就B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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