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2-180次浏览来源:网络
(历尽艰辛,甚至离婚,为了那个“深圳户口”)
Z是我小学和初中的同年级不同班的同学。初中毕业后她作为“知青”下放某农场,我高中毕业后离家参加工作,从此天各一方。
改革开放的大潮把我们从不同的地方冲到了深圳。
九十年代初,我去八卦岭某工厂检查工作,得知Z打工的工厂也在同栋不同层的厂房,检查结束后我便去找她,我们已经很多年不见了。
门口的保安拦住了我,说上班时间工人不可以会见。我告诉保安我是Z的同学,我写了个字条,将办公室的电话号码留下,让保安转交,让Z有空来找我。
那个时候我们都不是“深圳人”,没有户口,没有住房……
我因为有学历、有职称,几年后费尽千辛万苦办理了工作调动,拿到了深圳户口。
而Z夫妇因为学历低,年龄越来越大,很难落户深圳。
现在常见到这句话“来了就是深圳人”,我以为“深圳人”并没有那么容易当,为了这个“深圳人”Z一家的经历可谓步步艰难。
九十年代初,Z在内地的国企单位受改革大潮的冲击,大量职工纷纷下岗。
Z的丈夫被集体“招”来在深圳一家电子厂打工,二年后Z将孩子托付给老人也来到深圳。
Z需要找工作,此阶段无处落脚,丈夫微薄的薪水不足以在外租房(那时房源极少,租房子也是难上难的)。无奈之下暂时挤住在丈夫的集体宿舍。
丈夫的宿舍有三个人,他们都是来自内地同一家原单位,彼此很熟悉。
Z和丈夫用布单将单人床围了起来,晚上两个人就蜗居在那里。
一天两天凑合大家忍忍还可以,时间长了,同宿舍的另外两个人就受不了了,深圳天气炎热,本来晚上睡觉穿短裤打赤膊就行,现在男女共处一间不大的宿舍,必须穿衣穿裤,实在太不方便了。
Z找到工作后搬到厂里宿舍住,夫妻同在一个城市,过着分居的生活。
不久,丈夫失业了。
Z在工厂里值班看门兼保洁,薪水很低,只能维持两人的生活费,还要省下钱来寄回去养孩子。厂里女工宿舍不可能让丈夫去住,Z就天天晚班、夜班一个人上。丈夫白天出去找工作,等Z工厂的工人下班后就来到工厂与Z一起值班。晚上在楼梯拐弯的地板上铺上纸壳板,再铺上一个军大衣,就这样合衣而睡。Z下班后回宿舍睡觉,丈夫又出去找工作。
丈夫在一家小修理厂找到工作。修理厂不提供宿舍,晚上就去停在厂里的车上睡觉,早上必须很早起来,不能让老板知道。
没有车上可睡的夜晚,夫妻两人就在旁边一间废弃待拆的棚子里打地铺。棚子没有顶,躺在地上抬头看天看星星。一日睡到半夜被雨水淋醒,慌忙抱起被子跑进修理厂。修理厂的地上无处打地铺,两人只好坐等天明。
Z丈夫终于找到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夫妻在城中村租了一间房子,生活暂时才算安定下来。
2001年,梅林关外有小产权房出售,三房两厅十三万多一套。Z夫妻攒了六万多元,向我借了七万多买了一套房,儿子大学毕业也来到了深圳,一家人总算在深圳安家了。我曾经跟Z开玩笑:你买房子,我出大头。
Z儿子有了深圳户口,几年后Z夫妻想办理投靠子女随迁落户深圳,彼时Z55岁,丈夫57岁。按照深圳当时的落户政策,必须女方满55岁,男方满60岁以上才能办理,而且必须夫妻同时办理。
考虑政策的不确定性,Z与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这样Z就可以单独申请办理随迁入户深圳。
离婚手续办妥了,入户的政策又变了,改积分入户了。Z社保的年限、学历等所有的积分加起来还差一点。
没有其他办法,Z发现了献血可以加分,于是又去献血。完成两次献血后,积分终于达标了。
Z向公安部门提交了申请,经过N个工作日,有了答复:小产权房不能落户。
为了入户深圳,夫妻想去买一套小公寓,怎奈深圳高昂的房价打破了他们的幻想。
……
入户政策又变化了,可以挂靠有“产权”房子的人入户。
此时Z夫妻年龄都超过六十岁了,可以同时申请了。可是在深圳又有谁让她们挂靠呢?
Z找到了我,Z虽然认识很多有户口有穷产的人,但除了我她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找。
我出具了各种证明担保同意,他们一家五口人(此时儿子都结婚有了孙子)挂靠在我的户口本上落了户。
Z拿到深圳的身份证后与丈夫办理了复婚手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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